他是全球影视首位、也是唯一一位百亿美元票房导演，也是当之无愧的好莱坞“头号玩家”。
史蒂芬·斯皮尔伯格
尽管已经72岁，但史蒂芬·斯皮尔伯格依然是个超级玩家。
在步入人生第七个十年之后，他对我们说，自己是时候再回到观众中去了。“去真正洞悉他们需要的并与之互动，而不仅仅是讲述一个故事。”这似乎成了他对 “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的诠释方式。2018年3月底上映的《头号玩家》中，他在为观众提供了一次极具怀旧观感和奇幻体验的电影之旅时，借用一句台词对观影者说：“谢谢你玩我的游戏。”
他一直这么爱玩。从电影《大白鲨》里那只让人胆寒的约8米长的鲨鱼布鲁斯开始，斯皮尔伯格就以这样一种“惊艳”的方式闯进大众的视野。1975年，当这部电影吸引到6700万人次观众获得4.7亿美元票房时，那个身材不高、流着犹太血液的男孩还不到30岁。
《教父》导演弗朗西斯·科波拉曾评价斯皮尔伯格为“少有的在商业和艺术领域都有很大建树的导演”。这话一点儿没错，他的作品题材涵盖极为广泛，他也因此被称为电影全才，是全球影视首位、也是唯一一位百亿美元票房导演，当之无愧的好莱坞“头号玩家”。他的大量作品广受欢迎、适合于各个年龄层的观众，为好莱坞的电影风格奠定了某种范式。采访中他说，在电影里“伸展”，远比做普拉提容易。
“当史蒂芬和孩子一起工作的时候，他会创造一种‘我们一起玩吧’的感觉。”在电影《外星人E.T.》中饰演神秘科学家Keys的演员彼德·考约特至今印象深刻，“他不像在哄孩子(babyt al k)，而是真的在跟他们交流，把想法直接跟他们沟通。”
用斯皮尔伯格自己的话来说，拍摄《外星人E.T.》这部同样留名影史的电影，“为的是把孩子们的孤独填满”。而这种孤独，来源并根植于斯皮尔伯格的童年，一如他所有的电影一样。打开斯皮尔伯格的传记《讲故事的人》，这位在40余年间拍了32部电影的导演，在开篇第一句话就说：“我的影片几乎无不根植于我的童年经历。”
1946年12月，斯皮尔伯格出生于美国俄亥俄州辛辛那提市一户犹太人家庭。父亲是一位IT工程师，母亲是一位古典音乐家。在他幼时记忆里，家庭生活就是随着父亲的工作变动而不停搬家，从一个城市到另一个城市。在那个互联网还未兴起的年代，他父亲就已是一位早出晚归的码农，其工作狂的属性后来也深深地烙印在了斯皮尔伯格身上。
不断的迁徙中，这个男孩变得孤独而敏感，每到一个新环境与同龄人相处，刚熟知，便失联。祖父母不时来探望，母亲会提前告知他：“这是值得你期待的事情，他们两周内就会来。”此后，斯皮尔伯格就会开始每日倒数计时。可以说，这个倒计时从来没有停止过——为某种悬念倒数，似乎成了斯皮尔伯格电影的一个标志。从中，他衍生出了拿手的科幻题材、永恒的乐观基调、希区柯克般的悬念营造，甚至是标志性的人像特写镜头。
摄像机是他最好的玩具与朋友。由于血统原因，他常在学校遭到排挤乃至霸凌。迁徙之路从新泽西的卡姆登到亚利桑那的菲尼克斯，再到加州的萨拉托加，他频频受到了同学对他犹太身份的歧视。一度，他不愿承认自己的犹太身份，只能通过影像来消解这份屈辱和孤独，甚至用摄像机去交绝大多数的朋友。
在一次《卫报》的采访中，斯皮尔伯格说：“与其交朋友、去喷泉，我更愿意回家写我的剧本，剪我的片子。我几乎是被孤立的，但我有一个极度痴迷的爱好：不去朋友家，从学校径自回家，然后去到卧室和我的小剪辑机待在一起。”
18岁那年，他将自己的玩性与电影终身绑在了一起。在洛杉矶和亲戚共度暑假时，他们决定去环球影城旅行。这位年轻的未来电影人借着旅行巴士停靠休息的机会，躲在了影城洗手间，直到一个半小时后才出来——这是他为了自己的电影理想精心策划的一次出逃。此前，他因分数低被南加州大学电影学院拒绝了。整个夏天，他就这样用各种伎俩在环球影城的各个片场尽情漫步、畅通无阻。
他去得最多的地方之一是希区柯克的片场。斯皮尔伯格在那里不停地问问题，有时惹恼了工作人员便被赶出去。但显然，他从中学到了不菲的营造技巧，成了好莱坞又一位悬念大师。
在《大白鲨》中，当作为道具的鲨鱼因故需要修理长达一个月、剧组进度严重滞后到他可能被炒鱿鱼时，斯皮尔伯格用了一种全新的方式进化了好莱坞大片的拍摄方式：看不见的东西比能看见的更让人恐惧。
他不停地暗示鲨鱼的存在，这儿露一下鱼鳍鱼翅，那里露一下鼻子尾巴，甚至用浮在海面的箱子暗示鲨鱼的游动——鲨鱼就在附近，但就是不出现。音乐随着不可见的鲨鱼的临近而愈发紧凑，观众的心理随着节奏变换而惴惴不安，仿佛在等待某种审判时刻的降临。
这是对悬念的完美运用，影评家们后来说。“就像希区柯克一样，他知道怎么让你紧张起来，不会给你看你想看到的，他想让你看到时你才能看到。”斯皮尔伯格的很多灵感来自他童年整蛊的经历，“现在要把心中的小恶魔释放给观众。”
也正是从孩提时代开始，他一直想拍摄一部恐龙电影，野心随着年龄增长愈发强烈，于是就有了电影工业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侏罗纪公园》，一部斯皮尔伯格当作《大白鲨》续集和陆地版来拍摄的电影。
史蒂芬·斯皮尔伯格
他是无可救药的完美主义者，《大白鲨》的拍摄坚持要放在户外真实场景，导致工期和预算都增加了不止一倍。而这一次，当好友乔治·卢卡斯的特效工作室建议以传统方式让恐龙们动起来时，他却下定决心要打造“有史以来第一部成败完全取决于数字化角色的电影”。
他耗时两年，用6000万美金改变了科幻电影的拍摄方式，科技自此成了电影不可或缺的部分。在那个划时代的1993年，实现蜕变的还是斯皮尔伯格自己。如果说《侏罗纪公园》是他为了年少梦想一掷千金的豪赌，那么同年上映的《辛德勒名单》则是他对犹太民族家国苦难的一次沉重素描。
整个电影色调黑白，甚至可以说灰暗沉重，除了开篇闪动的烛光和一位身着鲜红色外套的小女孩外，不见一丝亮色，一如喜形几乎不露于色的神秘主角奥斯卡·辛德勒。
这是他最朴实无华的一部电影。斯皮尔伯格思虑了十年才有胆量去拍摄。他曾经觉得主题太过沉重、负担不起，想转交给同为犹太人的法国导演罗曼·波兰斯基，但波兰斯基在谋划一个主题相似的电影，即后来的《钢琴家》。拍摄时，斯皮尔伯格几乎抛弃了影视工业中不可或缺的摇臂和轨道，尽可能采取手持摄影的方式，为的仅仅是让观众更身临其镜。“这是我第一次试图在电影中传达一个信息，一个非常简单的信息，那就是这样的事情绝不可能再发生。”
自那之后，斯皮尔伯格开始了对历史、政治主题的大范围探索：《拯救大兵瑞恩》《兄弟连》《战马》《林肯》……甚至一度涉足中东政治题材——考虑到他的犹太人身份容易引起争议，这显得更为难得。他还创立了大屠杀基金会(Shoah Foundati on)，后者成了他在社会上除家庭外的最重要的事业。而这些，都根源于他少年时代反复观摩电影《阿拉伯的劳伦斯》的经历，他从这部讲述今日中东何以成为中东的长片中，看到了战争与政治中的人性善恶。时至今日，即使身兼数职、分身乏术，斯皮尔伯格每月也会定期看一遍这部长达四小时的电影。
正是这部电影教会了他去发现宏大历史中的那些细微动人的点，将其拍成一部传递积极价值观的影视作品，而这种价值观有时候是超越意识形态的。比如，《拯救大兵瑞恩》里战争中的国家利益让位于亲情与人性;《幸福终点站》中来自民间的温情与冰冷国家机器的矛盾;而在《兄弟连》中，即使是德国军人，也被刻画得团结、勇敢、有着铁律和绅士精神，“如果我们不是在打仗，我甚至会跟他们成为很要好的朋友”。一位美国老兵在剧中感慨。
在斯皮尔伯格的作品中，习惯于宏大叙事的主题都得到了更深层次的升华。而他则对我们说，“一次符合真实历史的观影体验，可以增加年轻人对自己人生以及人性的感知，这比阅读历史书、然后考个好成绩更重要。”
这其实道出了他多数电影中的一条重要线索：在尝试新鲜技术和手段的同时，拍能给年轻一代留下重要遗产的作品——这是他忙碌工作中的最高的优先级。为了使影片《华盛顿邮报》早日与观众见面，他一度中断了票房收益可能性更大的《头号玩家》的拍摄，仅耗时七个月便完成全片。他解释，之所以加急进度，是因为“特朗普政府目前带来的政治气氛”。
对现实政治和社会的关注，让斯皮尔伯格一度有着“好莱坞公共知识分子”之称。但他电影的标准则是极度私人化的。即使他自己看过了那部关于他的HBO纪录片，他仍无法说清楚究竟是什么吸引他参与一个项目，是什么吸引他按下按钮，然后说“是的，就是它了”。“我也不知道。”斯皮尔伯格说。
也许，正如他自己所说：“我是个玩家，但不是世界上每个人都是。”
史蒂芬·斯皮尔伯格
创作：我选择在电影世界中“伸展”
Esquire(以下简称“ESQ”)：在你的作品中，充斥着严肃的政治色彩、天马行空的想象力和刺激的竞技比拼，如果你不将自己“伸展”得这么广，是不是会感到无聊?
Steven Spielberg(以下简称“SS”)：这是个有趣的问题。事实上，我曾经学过普拉提，但我以电影人的身份在电影领域做的“伸展动作”远比作为学员的我在普拉提课堂上做的多。既然我的身体做不出普拉提课程要求的那些伸展动作，而我又善于在电影领域延展自己的空间，那就去电影里做“伸展动作”好了(笑)。
ESQ：你曾说过《辛德勒的名单》改变了你拍摄电影的方式?它如何对你造成这么大影响?
SS：《辛德勒的名单》让我意识到，通过电影能够让年轻人改由一种更轻松的方式记住历史。一次切实符合史实的视觉体验可以增加观众对人性的感知，这比读一本历史书然后考个好成绩更重要。我们的电影对大屠杀以及大屠杀之后的种族灭绝的巨大影响进行了细致的刻画。我希望在电影中讲述这些我关注的话题，同时这些电影也能成为自己留给家人的一份遗产。这也是为什么我更倾向于历史主题和充满想象力的主题。《头号玩家》让我想起了当年制作《外星人E.T.》和《大白鲨》这种以取悦观众为目的的娱乐电影时的乐趣。而现在，我步入了人生的第七个十年，是时候和观众们再次合作了。我想去试着洞悉他们的想法并真正与他们产生互动，而不是仅仅为他们讲述一个故事，让他们被动地观影。
ESQ：你拍了这么多的题材，但好像都离不开一个主题，那就是家庭、分离和重聚。这是不是跟你的个人经历相关?
SS：是的。在我的大多电影里都能看到这样的主线：我们的主人公面临着难以战胜的力量和挑战，他们原本并不认为这些是值得他们去完成的任务。不过无论如何，最终他们找到了奋斗的斗志、勇气和力量，迎接挑战并取得了伟大的成就。在我的电影中，总是会有一个不那么情愿的英雄和陪伴在他身边的坚强女性。现实生活中，我就是不情愿的那个，而我的妻子就是那位真正的英雄。
ESQ：你曾经说过你不想拍不能作为留给孩子“遗产”的电影。现在你是怎么看待自己的“遗产”呢?你对HBO的纪录片怎么看呢?我很惊奇你允许自己出现在这样一部纪录片。
SS：当纪录片导演苏珊·蕾西邀请我接受她的下一部纪录片采访时，我很不情愿。我从未向公众公开过我的私人生活。但是当我看到她拍摄的伯恩斯坦和格芬的纪录片时，我对自己说，“如果这部纪录片完全是关于我的事业的，那么我愿意拍”。在和苏珊进行了12次或者15次且每次长达3个多小时的面谈之后，我开始试着去信任她。当然，我不希望有任何让我和我的家人蒙羞的事情发生。不过我开始打开心扉，讲述我父亲和母亲的故事，讲述我作为一名高中犹太学生如何受到歧视。我相信她并认为她能在纪录片中处理好这些事情。更为重要的是，家庭对我电影的影响同想象力和好奇心一样对我的电影有着深远的影响。它们总是交织在一起。
玩家：我是玩家，但不是每个人都是
ESQ：你的骨子里有没有调皮小男孩的一部分呢?电子设备会是你生活中很重要的一部分吗?
SS：我不怎么玩电脑游戏，但我非常喜欢玩手机游戏。我经常节食，而在节食的过程中，我越不让自己吃东西，就越对电子游戏上瘾。对我来说，电子游戏就是甜食的替代品。如果我多吃点糖，那游戏就会玩得更少!随着年龄的增长，减肥也越来越难了。我第一次接触电子游戏是在 1975 年拍摄《大白鲨》期间。当时，我们的拍摄地点距离马撒葡萄园岛也就 20公里的样子，但看上去却仿佛位于大西洋中央。在结束了一整天的漫长拍摄之后(机械鲨鱼经常“罢工”)，我总会和理查德·德莱弗斯(《大白鲨》主演之一，编者注)来到一个叫作天堂葡萄园的地方。那里有一台(雅达利公司于 1972 年发售的)叫作“乓”的游戏机，它是世界上最早上市销售的街机。我们会塞入一枚25美分的硬币，玩一阵子乒乓球游戏。我拥有雅达利所有的电子游戏，我对电子游戏的确非常上瘾。第一次看到《头号玩家》这本书时，我就对邀请我来拍摄这部电影的华纳兄弟电影公司的人说，我是个游戏玩家，但这并不意味着世界上的每个人都是。我想拍一部即使是从来没有玩过电子游戏的观众也能看得下去的电影，我也是从这个角度出发来构架整部电影的。
ESQ：你曾说过你所有的电影都根植于童年的经历。《头号玩家》也与你的童年经历有关吗?
SS：是的，《头号玩家》是我多年以来读过的最有意思的小说之一。它让我想起我的童年。因为这是一本脱离现实世界的小说，孩子们都喜欢脱离现实的东西，你会沉浸在电视节目的世界里、社交媒体的世界中。你可能会像我一样，沉浸在他们想象出来的世界中。这本书打开了我的想象力的大门，让我的想象力完全迸发出来。我想把这个故事告诉观众。
ESQ：如果一部电影的主题是人与人之间缺乏交流，那么在电影里人与人之间的交流肯定会变得很少。所以，为什么选择了《头号玩家》呢?
SS：是讽刺。这一点不可以舍弃。在当下的2018年，人与人之间的交流已经非常少了——我们发明的用来交流的工具正在进一步拉大彼此之间的距离。当我收到这本书和剧本时，我被书中并行世界的框架深深吸引。这部书让我意犹未尽。它饱含深意而又层次分明，既深奥又惊悚，同时又引人共鸣。我完全沉浸于此。恩斯特·克莱恩(《头号玩家》小说作者)是一个非常有远见的人，他所描述的这个未来世界距离我们正在发展的 VR 技术并不遥远。这个故事预想了在2045年的世界中，会存在着一个彻彻底底的虚拟世界，一个你可以真正住在里面，与他人结婚、约会、竞争的另一个世界。
ESQ：这部电影最大的挑战是什么?
SS：最大的挑战是如何让观众接受两个世界。观众熟悉的是当下的现实世界，那么如何让观众去接受另外一个虚拟世界，去接受通过VR头盔创造出来、像现实世界一般真实的世界(这就是一个挑战了)。我想要观众爱上虚拟世界中的游戏角色，就像观众们喜爱他们在现实世界中扮演的人物角色一样。
ESQ：一些影评说，他们从未在你的电影里看到过科技破坏了故事本身的情况。你是如何做到这一点的，如何划分技术与故事讲述?
SS：我认为在《头号玩家》中，科技确实没有破坏故事本身。这是一部以人为主线的电影，一部以忠诚、友情为核心的电影。它告诉我们，当你孤身一人时，很难完成目标。但是如果你遇到一群志同道合的人，事情会简单许多。当你想要对抗 I OI公司(电影《头号玩家》中的反派)这样的黑暗势力时，团队的形式更容易帮你取得胜利。我看完这本书和剧本时，留下的第一印象就是 Parzival和 Art3mis 两位主角之间的一段对话，正是这段对话给了我执导这部电影的落脚点。如果你想在非现实世界中进行深度探寻，那就必须先以现实和实实在在的情感为出发点。我从来都没有想过要以展示技术作为拍电影的目的，技术只是更好诠释故事的工具。技术让这种类型的电影成为可能，但它也应该在人们将注意力集中到故事和角色上时悄悄地消失在他们的视线之外。
好莱坞：我要“作为”一名观众，拍出我和观众都喜欢的电影
ESQ：你创造了“大片”这个概念。你希望把《头号玩家》也打造成娱乐“大片”吗?
SS：其实，创造这个概念的并不是我，而是电影界的前辈们：大卫·格里菲斯(《党同伐异》《一个国家的诞生》的导演)、塞西尔·B·戴米尔(《埃及艳后》的导演)以及维克多·弗莱明(电影《乱世佳人》导演)。他们的作品远远早于《大白鲨》和《外星人 E.T. 》，我只是那个领到了荣誉同时也受到了批评的人!而在电影《头号玩家》中，我希望我可以从观众的角度出发，而非导演角度。拍摄之初，我便告诉所有人，对于这部电影，我将作为一名观众来拍出观众想看、我自己也喜欢的作品。
ESQ：有人认为，你定义了好莱坞的流行文化(Pop Cult ure)。你怎么看待这种观点?你对流行文化的积累来自于哪里?
SS：我有很多从生活中体会到的流行文化心得参考，但是远远不能和恩斯特·克莱恩相提并论，他是流行文化领域的信息权威和教父。当我们想要回忆1983年发生了什么时，他给我列了一个长长的单子，写着1983年出生的文化名人。这个人的脑子真是不可思议。
ESQ：你如何做到紧随技术的发展?为什么选择VR(虚拟现实)技术作为上一部电影的重要元素?
SS：我之所以能紧随技术，是因为我对最新技术极为感兴趣，我对什么将会是未来的发展趋势极为关注，像是电脑算法、社交媒体……尤其是VR技术在未来的发展。我认为虚拟现实技术会在一开始便引起轰动，尽管人们对头戴式设备还不是特别了解，但一旦技术成熟，对整个社会而言，这将意味着一个新的开始，正如电影所展现的一样。虚拟现实或者“VR”是一个让我既感兴趣又为之充满担忧的世界。它的存在会让我去思考，人类的欲望是否真的没有止境。如果虚拟世界能让我们沉浸在肾上腺素营造的快感之中，还有什么能吸引我们回到现实世界?毕竟肾上腺素会让人上瘾，无法自拔。但在逃离现实世界的同时，你也就脱离了任何与现实人类的联系。所以这个故事很有趣，也会引发一些社会讨论。
ESQ：在你看来，虚拟现实技术会是电影的下一个发展趋势吗?
SS：电影是显示在方形银幕上的载体，但这是虚拟现实技术的一个障碍。因为在电影院里，如果你想与他人交流，(虚拟现实技术的头戴式设备让)人们看不到坐在旁边的人。所以我不提倡人们在电影院使用头戴式设备，我觉得这可能更多地会发生在家里。
ESQ：你是好莱坞的创作大师。你对于“幻想”的定义，在七八十年代与今天有什么不同吗?
SS：幻想是永恒的。幻想是一个人所有质疑和困惑交融的终极产物。它无需现实的束缚，但仍要遵循一些实实在在的规则。否则，你很容易就会丧失判断何为真实何为虚幻的能力。而如果一部电影想要让你彻底放弃一切主观想法融入其中，就必须依托足够多的来自现实生活的支点——比如那些能和你引起共鸣的角色们。
内容来源：时尚网
